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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商灾祸
作者:王一心发布时间:2014-05-19 18:24

  荀子所言之“贾分货而贩”,多少说明了商业活动的特性;说得更透底的,则要数吕不韦的父亲了,他在回答儿子所问时这样讲:耕田之利十倍,珠玉之利百倍。

  经商,确实能赚大钱。《史记》载,汉时贩脂的雍伯富达“千金”,售浆的张氏积“千万”,卖胃脯的浊氏竟“连骑”。《中朝故事》称:唐末修安国寺,凡捐钱一千贯者,可击钟一下,有个叫王酒胡的商人,“半醉入来,经上钟楼,连打一百下,便入西市运钱十万贯入寺”。

  “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既然如此,一些人也就不愿为官或弃官不作,“入市逐什一之利”。譬如孔夫子的弟子子贡,“不受命”,“鬻财于曹鲁之间”。范蠡功成身退,治产积居,“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先前周人鄙视商业,规定被统治的殷人只配经商,及后也忍不住纷纷做起了买卖,渐而竟具“善为商贾”的名声。

  弃官经商者,已辞去一头职务,专营一业,似无可厚非。“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未尝不是一种艰辛;况且,还时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从客观上讲,商业的发展兴盛,也利国便民。问题是,历代一些朝廷命官,文臣武将,封疆大吏,皇亲贵戚,希图商业利润丰厚,或公开或暗中竞相染指于此,这就对黎民百姓,国家财政造成了一种灾难。

  汉时官僚张世安“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产业”。西晋江州刺史刘胤“大殖财货,商贩百万”。南北朝刘宋年间,将军关喜“货易交关”。隋贵族杨素“贪冒财货,营求产业”,“邸店并利,田宅以千百数”。宋时竟连堂堂宰相赵普都倒腾买卖,“贩木规利”。

  “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资产,以召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王安石的这番话,确是其时官吏经商牟利,胆大妄为的真实写照。

  毋庸赘言,官员涉足商业,无一不靠权势,巧取豪夺。西晋石崇为荆州刺史时,公开劫掠贡使和商旅;唐德宗宠臣裴延龄“搜求市廛”,致使“都城之中列肆为之昼闭”;宋知青州资政殿学士王安礼“偷侵一路商税,上京货卖,赢掠厚利,不止一次”。这类侵夺,使得“商利益博,国用日耗”。譬如宋太宗年间一年茶利二百八十多万贯,至英宗时仅有五十万贯。

  应当说,历史上一些统治者出于这样或那样的考虑,在解决“官商合流”的问题上,是作出过种种努力的,如周时明文规定“士大夫不杂于工商”,汉代严禁商贾为官,隋制“工商不得进仕”,唐律“五品以上不得入市”等等。但由于统治阶级自身的腐朽,有关规定往往成为一纸空文。

  现在,经济领域中的“官倒”问题,党政干部在公司的兼职问题,以及诸如此类,已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并制定了有关政策和规定。紧迫的是,需把有关政策认真贯彻下去,由此才能达到惩治“官倒”,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目的,以取信于民。

   

    (刊于中国机电报 19891119日第2版“三里河随想”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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