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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释“体制内”思维
作者:郑殿兴发布时间:2014-07-21 12:34

     

 

                           郑殿兴个人简介

  郑殿兴,笔名一柽、艾蒿、关尔等,北京房山七里店人,学历是(让有些人撇嘴儿的)“大普”。先后在房山区委宣传部、区司法局和市司法局办公室、宣教处工作,干的多是刀笔活儿。 退休七年余,已近“七零后”。出版《柽柳集》、《昨天的记忆》、《艾蒿集》、《艾蒿集续编》杂文、新闻集等四部(一百四十一万字);出版《非典型成长》长篇小说一部(七十八万字);主持或参与编纂出版新闻、政工书籍三部(约一百四十万字)。各类作品获省市以上奖励及民间奖励五十余篇(部);获市司法局新闻写作“金笔奖”、写作业绩“十佳”奖等北京市杂文学会会员、学会理事会理事;中国文著协会员;全国思政委员会特约研究员;高级政工师。

  《考释“体制内”思维》,获“北京杂文学会奖”一等奖;《将“晒权力”进行到底》,在中国(浙江)“鲁迅故里杯”廉政杂文大赛中获得一等奖;《论“公鸡下蛋”》,则是在《羊城晚报》“创维电视杯杂文大赛”中,获得的一等奖(此奖项,一等奖只有一名)。 

 

 “体制内”思维、“体制外”思维,早先,只在民间的一些文人中流传、激辩过——现在好了,它终于迈入了官方的语言殿堂。 

  4月10的《报刊文摘》摘发了《羊城晚报》一条消息,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4月3在广州主持召开社会人士座谈会,征求对广东贯彻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和建议。”会议气氛热烈,观点尖锐,汪洋边听边记,当场肯定了“大家用的不是‘体制内’的思维方式,真是一场思维风暴!”“汪洋笑着说,共产党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从大家今天的发言中就可以感受到‘主人’对‘公仆’的味道。观点虽较尖锐,有些甚至‘居高临下’,但这样的声音在体制内往往难以听到,值得认真吸收、消化和思考,促进广东更好地贯彻实施《规划纲要》。” 

  身为省委书记的汪洋,非要“听听非‘体制内’的声音”,足以说明,“体制内”思维与非“体制内”思维即“体制外”思维,确实是个客观存在,不是谁人的虚构和幻想。 

   对“体制内”思维,尽管汪洋没细说,但从汪洋的口气和实践中的感受看,其要义还能说个八九不离十:“体制内”思维,其实就是官方体制或者说现实政治体制内官员们(似也该包括“体制内”学者)的那种习惯性思维;非“体制内”思维即“体制外”思维,自然是与官方相对的民间思维了。两种思维,在社会制度等原则性问题上,大抵一致。但大抵一致,并不能掩盖两者显见的不同。譬如,“体制内”思维常常显现出远离群众的“远下”性和眼睛向上的“唯上”性。正因有这个不同,汪洋才不满意只有“体制内”一种思维,不满足于只听“体制内”的一种声音,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在体制内往往难以听到”的慨叹。 

  新疆“阿凡提评论”主编王大豪,因质疑当地教育部门在小学中推行“背诵领导名单”的正当性,引起了某些官员的“不高兴”——由此,王大豪不得不“主动辞职”了。如果说,这个例子仅是显现“体制内”思维特征的个案,不足为椐的话,那么,对广大群众呼唤的 “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官员们竟是九成以上“不高兴”,无疑是“体制内”思维特征最典型例子了。“体制内”思维的最大负面,是在自觉不自觉中就会损害了大众利益,从而降低了公门的公信力。“周老虎”一事,上上下下的谎言那么多,一时竟成“铁板一块”状,令人很吃惊。只是后来,在非“体制内”思维揭批浪潮的排击之下,才不得不显出“纸老虎”的原形来。   

  1949年3月25,党中央进驻北平(香山双清别墅)时,毛泽东对护送他们的便衣保卫队长高富有提出了严厉批评:“你们搞什么名堂?搞得我进北平比蒋介石进北平还厉害,这还了得!共产党怎么那么怕群众呢?”原来在去机场的路上,毛泽东看到沿途警备森严,有的武装警卫战士甚至把枪口直接对着路上的行人,感到很不舒服。周恩来也随之批评道:‘我们和人民是鱼水关系,而你们却断了交通,警戒枪口朝着群众,警卫方式过于机械、生硬,人民群众会怎么想?人民的领袖怎么能这样进城呢!’”(见第2期《党史博览》) 

  追根溯源,毛泽东和周恩来批评的这个现象,似乎就是“体制内”思维的早期表现或雏形。从这个批评,又让人想起了刘少奇批评王升平(时任刘少奇家乡花明楼大队书记)的那件事。因大刮“五风”,对“不听话”的乡亲,王升平采取扣饭、罚工等措施犯了众怒,被撤了职。19615月,刘少奇回家乡调查听说后,便把他找来谈一谈。王升平说“我有错,我没有听党的话,没有听毛主席的话。刘少奇打断了他的话,说:‘我看还要加一条,没有听群众的话。’好像是怕王升平没听明白,又耐心地解释道:‘你把安湖塘下面的好田改成鱼池,搞那么大,费那么多工,也不养鱼。山上本来长满了树木,你砍了树木开茶园,你跟群众商量过没有?脱离了群众,(你的)日子当然就不好过了!’”(见43日《报刊文摘》3版)。 

  有的干部,张口、闭口是党,可在内心,总是少了群众的位置。他们也该知道,党的一切,不就是一切为了人民嘛。他们长期浸泡在“体制内”,不愿和群众接触,思维总是难跳出“体制内”,已成一大痼疾。建国60年来,对“体制内”思维的根本性触动,又极为罕见,所以直至今天,习惯于“体制内”思维者,依然大有人在。这种思维,与百姓的隔膜必然日深,久而久之,鱼水关系便成了油水关系,小患也会酿成了大患。海南的“感城事件”,若刨起根来,不就是这种思维惹的祸吗? 

除“体制内”思维弊端,根本的,就是扩大“体制外”思维的权重——别的办法,很难说是好办法。此事,汪洋同志已经开了头、带了头,继续作下去才是,切勿断断续续有头无尾或虎头蛇尾。 

(《杂文月刊》200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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