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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敢不敢站在孔子肩膀上
作者:张心阳发布时间:2014-05-06 14:36

      

 

 张心阳  安徽桐城人,《解放军报》理论部高级编辑,大校军衔,北京杂文学会理事。1979年参加南疆作战,三次三等功荣立者,上世纪90年代从事杂文创作,作品主要刊发于《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随笔》、《杂文月刊》、《同舟共进》等报刊,曾任《检察日报》、《科技日报》等多家报刊专栏主持。著有《带毒的亲吻》、《站着说话也腰痛》《中国杂文·张心阳集》等多部杂文随笔专著。文章入选《中国当代文化书系》、《中国当代杂文经典》、《中国百年杂文精华》、《中国当代杂文二百家》书籍,并作为范文收录于多种中学生课外辅导读本,数十篇文章获“全国报纸副刊作品奖”等全国性奖项。本世纪以来对苏联问题有特别的关注,以此为题材的杂文随笔曾在中国文坛激起波漪。 

      

   大科学家牛顿有一句名言:“我之所以比别人站得更高些,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人们在解读这句话时,无不视之为谦虚的表述。这也许是没有错的,但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换一个层面来理解,他牛顿之所以有这么“牛”,是因为他不甘于绻缩在巨人的胳肢窝里思考,而是始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思维。愚以为这样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也很符合其性格,更合乎西方人一向秉持的思维方式。

    牛顿本来就是这样的,在他之前,对于被亚里士多德证明了的自然界的地面、落体和星体三运动,是不容置疑的定论。但是,他还是无视亚里士多德的权威,对这三种运动予以否定,完成了人类自然历史中的第一次理论大综合。其实,其时不迷信权威,站在巨人肩膀上思维的又何止牛顿,道尔顿之于原子学说,欧拉和柯西之于微积分,拉普拉斯之于太阳起源说,达尔文之于进化论,等等,无不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思维的结果。

    对于自然科学我实在不懂,这里更想说的是社会科学,同样在这一时期的前后,欧洲各种新思潮正可谓汹涌澎湃,浪激天空,特别是法国出现了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卢梭等一大批思想家,他们果断地提出要摧毁旧的政治体制,提倡人权和理性,用自由、平等和“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的旗帜号召人民,反对专制主义,实现民主和法制。这些全新的资产阶级思想当然不是与生俱来的,他们十分推崇英国思想家莫尔、洛克的“初级阶段”的民主和法制思想。但是,他们也绝不把莫尔、洛克等当作高不可越的神明而一味龟缩在其腋窝下思维,而是坚决地站到他们的肩膀上,提出自己全新的主张。他们终于打开了一片新的历史天空。

    自孔圣人以降,我们的思想家在做什么呢?太早的不说,近点的如程颢程颐二老先生在著《定性书》、《识仁篇》,主张“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己之心,无异于圣人之心”。百年之后其四传弟子朱熹先生进一步发展这种理学,著述《四书集注》、《周易本义》,主张“存天理,去人欲”。再后来终于出现了异端思想家王艮、李贽,他们尽管反对“存天理,去人欲”,却不过停留在对人“吃饭穿衣,乃人伦物理”这种生理需求层面的肯定,丝毫没有要撼动思想霸权而一举站到他们肩膀上的意思。继而就是王船山老先生了。其著述不匪,但也只不过是在“理”与“气”、“知”与“行”中转圈圈,对于政治前途,他所强调的仍不过是孔孟以来说了千万遍的“宽以养民”之类的套话,与同时代的莫尔、洛克等相比,连万分之一的超越也没有。至于清代的初中期,一方面是一幕接一幕的文字狱,可怜的文化人“著书只为稻梁谋”,另一方面是“乾嘉学派”的兴起,大量的知识分子以讲究训诂、考证经学为能事。也就是说,当西方社会变革推动着知识分子把争人权、争自由、争平等、争法治弄得热火朝天、如火如荼的时候,我们的知识分子却在那里点灯熬油、皓首穷经,研磨八股,为孔夫子、孟夫子、董夫子、程朱夫子做嫁衣。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领域鲜有人站在孔圣人的肩膀上思考。

    也许现在还无法说清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只能在巨人胳肢窝里思维的原因,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除了知识分子的懦弱阘冗之外,权力者的话语霸权亦是其不能站到巨人肩膀上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懦阘,使得他们老觉得头顶上有巨人,并畏惧这些巨人,“己之心,无异于圣人之心”,自己在吓自己,觉得一有异样便是离经叛道。如此头顶着巨人过日子,自己当然也就甭想成什么巨人了。而这也正合统治者之意,既然你成不了政治巨人,也无意于做思想巨人,那么就继续让孔夫子做巨人。而孔夫子学说也正是一切专制主义者最完美的理论依据,两千年来,绝大多数专制主义者都对其恋恋不舍,奉若神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结果只能是这样,朝代换了一轮又一轮,而社会只是原地踏步、周而复始。以致到了鸦片战争,一位侵华英国海军军官登上岸来参观了一把咱泱泱中华之后,不无蔑视地在书中写道:“中国是一个没有自我更新能力和缺乏活力的国家,是世界范围内落后国家的成员之一。”是的,没有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出现新的思想巨人,怎么可能有自我更新能力和活力?直到再过半个多世纪,随着西风渐进,由觉悟的知识分子发起一场“五四”新文化运动,果敢地提出“打倒孔家店”,才算使我们有一次机会站到了巨人的肩膀上。也正是这一次,才给一个沉睡千年、饱受屈辱的国家带来一抹新的曙光。

    时光虽然把人类送进了现代化和信息化时代,那么今天的我们是不是都敢说自己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思维了呢?似乎还不能。我们不仅没有以平视的眼光来对待古老的思想巨人,而且还不时地制造出新的神圣巨人。人的思想自由是推动一切事物发展的原动力,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曾对科技史上许多重要发现作过一番分析,发现这些创造和发现之所以成功,在于科学家们的思维逻辑正好与客观事物的发展逻辑“合拍”,而这种逻辑思维必须是自由的、没有任何束缚的。而且不只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同样如此。而社会科学又是政治的基础、文明的先导,如果我们总是拿一个思想巨人戳在那里而不能让人超越,社会前进的步伐只能是停滞。

      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牛顿无疑也是巨人,但人们还是没有沉醉于这座“科学巅峰”和“完美的大厦”之中,而是一而再地站到他的肩膀上,这就是物理学家托马斯·扬对牛顿光粒子说的质疑,爱因斯坦对其绝对时空观的否定。只要这个地球还在转动,巨人就注定要被踩在后人的脚下。我们尤其我们的后来者们什么时候都敢说,我要站在孔子们肩膀来思考,那么我们就可伸出双臂来拥抱这个民族伟大复兴的真正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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