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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丁玲的杂文
作者:杨桂欣发布时间:2014-07-15 17:10

  丁玲的杂文,继承和发扬了鲁迅杂文的革命战斗传统,在杂文发展史上所起的开拓作用和贡献,是应该受到重视和加以研究的,是中国新文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

                                         一

  我认为,要研究丁玲的杂文创作主张及其创作实践,必须从她为《解放日报》写的短论《我们需要杂文》开始。

  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此前一个多月,丁玲调任该报的文艺主编。初期末设文艺专栏,四个月后报纸改版,开辟文艺专栏,定名为《文艺》,每周出四、五期不等,每期占报纸版面的八分之一,即半个版。四十余年后,丁玲回忆说:“当时我们经常听到一些议论,说文艺栏太死板,太持重,太缺乏时代感了,看它好像是在看旧杂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

  为了改变这种与时代不相适应,脱离革命斗争实际的状况,在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之际,1941年10月23日,经报社社长博古同意,丁玲发表这篇短论。它不足一千五百字,既没有引经据典,使用曲笔,也没有讽刺和挖苦,完全是实话实说,晓畅明白。它的内容不但在当时完全正确,就是在尔后,特别是在将满一个花甲之后的今天,更加闪耀着真理的光辉,有着切实的指导意义。

  第一,短论明确主张把杂文作为革命队伍内部开展自我批评和自由论争的手段,强调使用杂文的目的“只是为着真理”。

  众所周知,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杂文的主要任务是揭露和鞭挞反动统治者的罪恶和丑行,促使其早日灭亡。虽然也批评国民的“劣根性”,但那笔墨的着重点在于清算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帮助国民卸去“因袭的重负”,以便前进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固然属于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但还不同于革命队伍内部的自我批评和自由论争。

  倘若鲁迅先生活着,能生活和战斗在革命根据地,以他伟大思想家的品格及其杂文创作实践,特别是当他得知毛泽东词作《西江月·井岗山》的时候,曾幽默地调侃其所表现的“山大王”思想这个情况,我们可以肯定:他一定会自觉地把杂文作为革命营垒内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自由论争的手段。鲁迅先生不在了,革命斗争的迫切需求,使丁玲在杂文发展史上也成为了鲁迅的传人和鲁迅精神的发扬光大者。

  第二,主张用杂文开展自我批评和自由论争,不是要人们去纠缠于鸡毛蒜皮之类的小事,而是要积极参与反对革命内部的封建主义的斗争。这个任务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关系到革命的成败,更关系到革命成功以后能否永葆革命的青春。丁玲写道:“现在这一时代仍不脱离鲁迅先生的时代,贪污腐化,黑暗,压迫屠杀进步分子,人民连保卫自己抗战的自由都没有,而我们却只会说:‘中国是统一战线的时代呀!’我们不懂得在批评中建立更巩固的统一,于是放弃了我们的责任。”

  丁玲写出下面这段创见,可见其胆识是超人的,其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是非常值得推崇的:

  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很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而我们却说这里是不宜于写杂文的,这里只应该反映民主的生活,伟大的建设。

  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封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亦如此。这是众所周知的革命常识。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封建人物,甚至反对封建迷信的载体——泥塑木雕的神像及其所占住的寺庙等等有形的封建主义,民主革命战士没有谁不摩拳擦掌、勇于作殊死的斗争。然而,对于无形的或者虽然有形但却较为隐蔽的封建主义,例如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及它们所滋生繁衍的封建陋习,尤其是它们在民主革命战士头脑中的存在及其诸种表现和肆虐,给革命事业造成的巨大破坏和危害,有多少革命者对它们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呢?又有多少革命者对它们作过自觉的或半自觉的斗争呢?建国以前,建国以后,搞了那么多的政治运动,无论是党内的整风,还是全民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哪一次的任务中有反对革命内部特别是革命者头脑中和行动上的封建主义的内容呢?不但没有,而且恰恰相反,让公开的尤其是隐蔽的封建主义大行其道!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主义侵入了党内甚至领导人物的头脑,左右其行动。什么“一言堂”,什么“家长制”,不就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具体表现吗?封建主义对于中国人和中国革命的摧残和戕害,实在是磬竹难书!

  从党中央抵达陕北到丁玲发表《我们需要杂文》,其间只有六年光阴,革命的人民民主政权尚处在草创阶段。到了1945年7月间,抗日战争胜券在握,中国革命将有取得更大胜利的希望了。这时候,党外老朋友黄炎培访问延安,毛泽东问他有何观感,黄老先生坦言道:“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候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当即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人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注:人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祖国丛书·黄炎培》第106—107页。)

  回答的多么好啊!可是,在新路上认真行走了吗?前进了多少呢?时光流逝了半个多世纪,中国的老百姓到底享用了多少监督政府的民主权利呢?掌管政府的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有几个能够自觉接受老百姓的监督呢?

  六十年以前,有人说在革命根据地是只“应反映民主的生活,伟大的建设”,“是不宜于写杂文的。”丁玲发扬鲁迅先生“论时事不留面子”的革命战斗传统,批评其为“陶醉于小的成功,讳疾忌医,虽也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但却只是懒惰和怯弱。”六十年以后的今天,情况如何,有目共睹,不是“懒惰和怯弱”所概括了的啊!

  丁玲在写作《我们需要杂文》的时候,尽管存在着拒绝杂文的议论,甚至在“有人肯说,而且敢说了”的良好局面之前,却“有人神经过敏地说这是有用心,有私人的党派、长短之争。这是破坏团结,是瞎闹……”。显然,这是阻碍杂文发展的谬论,对杂文作者欲加之罪的“用心”。但是,丁玲坚持写道:“鲁迅先生死了,我们大家常常说纪念他要如何如何,可是我们却缺乏学习他的不怕麻烦的勇气。今天我们以为最好学习他的坚定的永远的面向着真理;为真理而敢说,不怕一切。我们这时代还需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一武器。举起它,杂文是不会死的。”这就昭示着人们:丁玲准备了为杂文的发展,为杂文成为革命营垒自我批评和自由论争的武器而去承受严峻的考验。她未能料到她的杂文和她签字发表的别人的杂文,险些要了她的性命。千难万劫心不死。直到垂暮的岁月,丁玲仍然眷念着杂文的振兴和发展。

                                          二

  丁玲到达陕北根据地所写的第一篇杂文,是1936年11月在保安为《红色中华·副刊》所写的《刊尾随笔》。这时候,她到达保安只有半个月。环境变了,杂文的内容和读者也变了,她非常自觉地实话实说,明白晓畅地写道:战斗的时候既需要枪炮子弹去摧毁和消灭敌人,“但我们还不应忘记使用另一样武器,那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支笔!”短短四百余字,把革命队伍需要文艺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说得再透辟不过。她大声疾呼:“我们要从各方面发动,使用笔,用各种形式,那些最被人欢迎的诗歌、图画、故事等等,打进全中国人民的心里,争取他们站在一条阵线上,一条争取民族解放抗日的统一战线上。革命的健儿们,拿起你的枪,也要拿起你的那一支笔!”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不久,丁玲跟随彭德怀和任弼时所率红军从定边南下到三原。次年2月在前方遇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女士,并奉命陪史氏赴党中央新址——延安。4月中旬丁玲出任红军历史征编委员会委员,写了杂文《文艺在苏区》,全文两千余字,充满诗情画意地论述了苏区文艺在整个苏维埃运动中成为“比较落后的部门”的原因及其希望所在。这希望不是空中楼阁,其基础是相当雄厚和坚实的,因为它有宝贵的特点,“那就是大众化,普遍化,深入群众,虽不高超,却为大众所喜爱。”它来自大众,报纸和情报里面“都挤满着很有趣味的短篇和诗歌,使用文学上描写的手法,画出了红军部队活生生的生活。”它们都是红军指战员自己的作品,“不善拿笔的便不倦地讲着,请会写的人来帮忙。”更可乐观的是,“新的奇迹又发生了,这便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征文。开始的时候,征稿通知发出后,还不能有一点把握。但在那悄悄忧心之中,却从东南西北,几百里,一千里路以外,甚至远到沙漠的三边,一些用蜡光油纸写的,用粗线写的,红红绿绿的稿子,坐在驴背上,游览塞北风光,饱尝尘土,翻过无数大沟,皱了的线,模糊了的字,都伸开四肢,躺到了编辑者的桌上”!总之,这苏区的文艺,虽然只是“初初蔓生的野花,自然还非常幼稚,不能餍足高等博士之流的幻想,然而却实实在在生长在大众之中,并且有着辉煌的前景是无疑义的。一切景仰着苏区的读者们,等着吧!而从事于文艺的红军青年,努力吧!”全文诗情洋溢,画意盎然,这在杂文作品中是难得见到的。

  丁玲在率领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行军和工作途中,将近一年,竟写了十余篇杂文。为节省篇幅,只说其中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之前·附:日记一页》。

  1937年8月上旬,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延安成立,丁玲任团长(即主任)。9月下旬,“西战团”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她在杂文中详细记述了该团成立前的热烈参战场面,连毛泽东主席在动员会上讲话的声音和神态都摄入其中。在所附日记中,她写道:“当一个伟大任务站在你面前的时候,应该忘记自己的渺小。”“不要怕群众,不要怕群众知道你的弱点。要到群众中去学习,要在群众的监视之下纠正那致命的缺点。”该当领导了,丁玲非常自觉地把自己放在“群众的监视之下”,毫无居高临下的长官意识。她写道:“领导是集体的,不是个人的”,她要求自己和其他领导人“多听大众的意见,多派大众一些工作,不独断独行,不包而不办”,并且指出:这“是最好的领导方式。”她还指出,领导者“要确立信仰。但不是作威作福,相反的,是对人要和气,对工作要耐苦,斗争要坚定,解释要耐烦,方式要灵活,说话却不能随便。”

  不能小觑这一页日记!它把无产阶级先锋队及其所领导的各级各类组织的领导人的素质,言简意赅地说得再清楚不过,尤其是“我在一群年轻人领导之下,将变得比较能干起来”,生动有力地告诉人们:领导者不但要接受被领导者的督促和监视,而且还应该主动自觉地向被领导者学习!

  丁玲的这一页日记和她在“西战团”途中所写的杂文,告诉人们:她在《我们需要杂文》中提出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和整个革命队伍“更需要督促,监视”的警策,决不是什么空穴来风,也不是创作灵感突然爆发所致,而是在革命的实际斗争中所发现的真理。“西战团”战斗和工作的实绩,特别是“西战团’一批青年的健康成长,有力地证明了:丁玲阐述的这个真理很有生命力,放之四海而皆准。

  1940年4月,丁玲写了一篇不足千字的短文《真》,是为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好丈夫》写的评论。她根据《好丈夫》的根本性缺点——不真实而痛下针砭。如果脱离时代的大真实,那么,即使作者有着良好的甚至是令人感佩钦敬的创作动机,也不可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来。丁玲写道:“不是真的东西,不是人人心中所有的东西,是不会博得人人喜爱的。粉饰和欺骗只能使人反感。”

  丁玲不是文艺理论家。对于脱离生活实际和创作实际,“平日爱嚷什么是主题,什么是典型等等”的文艺理论家,丁玲是时有反感的。她衷告文艺创作即使只是出于“宣传的目的”,也不应该“仰求少数人的赞许,而是要懂得大多数人的激动,最好是注意一下艺术的真实性”,决不要被所谓文艺理论家的“主题”、“典型”论牵着鼻子走。最后,她斩钉截铁地写道:“艺术本质之提高,不在形式,却正是看它是否正确反映了现实而决定的。”

  《作家与大众》也是丁玲在1940年4月写的。其论点,不但没有与两年多以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存在任何相悖之处,而且恰恰相反,她是以创作的“过来人”身份讲道理,讲作家与大众密切而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因而没有抽象的理论概念,没有生硬的说教,更没有耳提面命;它是具体可感的经验之谈,亲切和谐,如话家常。对于作家如何提高表现技巧,丁玲既要求达到“圆熟”的程度,又引用苏联作家革拉特珂夫的话告诫中国的作家们:“作家绝不能降到当代文化水准之下去”,“不应做一个小巧的工匠,而应做一个技术的支配者。”她自己则进一步认定:“作家一定要经常练习,锤炼每一个句子,每一句话,每一节,到每一篇。”“作家要在创造新的典型中,寻求新的表现方法。”

  1940年8月,丁玲写了杂文《开会之于鲁迅》,虽然只是写鲁迅当年在左翼文坛一些会议的表现,全文一千余字,却生动感人地凸现了先生伟大人格的一个侧面。开头的议论也是抒情。抒情时根本不提针砭的对象,却实实在在地在针砭着纪念鲁迅活动中的某些不良倾向,而自己决不谬充鲁迅知己的情怀,则非常平淡自然地流露了出来:

  人在感觉到不能说出自己的感情的时候,是愿意沉默的。我对于鲁迅先的忆念便是如此。

  很多人都抒写了他们对鲁迅先生的赞仰和爱,我是高兴的。从这之中我的感情常为一种说不清的愉悦而悸动,我体会到那个活在我心中的人,他是如何深入到别人的感情中。我只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写出一篇能帮助人了解鲁迅先生思想的文章,也就是要在我多多了解鲁迅先生之后来写,但现在却只能写一点关于鲁迅先生生平的点滴。

  《大度、宽容与〈文艺月报〉》写于1940年底,不是六百字,讲清了为人处世的一个大的原则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办刊物的正确主张,即“无论如何,不要使《文艺月报》成为一个没有明确主张、温吞水的、拖拖沓沓的可有可无的、没有生气的东西就好。”文章以“宰相肚里好撑船”开笔,简明生动地叙述了自己的母亲——小学教育家如何将“君子养吾浩然之气”的传统美德教给幼小的女儿,自己“向来就很佩服一些大度的人,女儿自己也确是向着这个方向努力”,接着便将笔锋一转,直斥一种丑恶的社会风气——虚伪的大度,它在严重地妨碍着革命的人民掌握革命的武器——批评与自我批评。她认为《文艺月报》应当“以一个崭新的面目出现,把握斗争的原则性,开展深刻的、泼辣的自我批评,毫不宽容地指斥应该克服、而还没有克服,或者借辞延迟克服的现象”!而决不能被“一些腐朽的士大夫的高尚情绪和小市民的趋炎附势所左右!”这,不仅是对《文艺月报》,而且也是对整个革命队伍的一剂良药。

  1940年底,丁玲还写了《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不足两千字,既为针砭时弊,也为医治痼疾。文章从文艺小组活动实际出发联系到自己儿子的作文和老师的批语,令人感到问题虽然出在文艺上,但决不仅仅限于文艺;它不仅危害着眼前的文艺事业,而且还在祸及“将来世界的主人公”!她秉笔直书,大声疾呼:

  文艺不是赶时髦的东西,这里没有教条,没有定律,没有神秘,没有清规戒律,放胆地去想,放胆地去写,让那些什么“教育意义”,“合乎什么主义”的绳索飞开去,更不要把这些东西往孩子身上套,否则,文艺没有办法生长;会窒息死的!

  1941年春天,丁玲写了杂文《干部衣服》,批评延安一些同志讲究穿干部服、骑马和头衔等坏风气,事例形象生动,跃然纸上,令人如睹其形如闻其声。

  1941年9月,丁玲连着写了两篇杂文:《战斗是享受》和《材料》。

  《战》文开头像是速写画,以先凝重焦灼后轻快欣喜的笔调描写秋天暴雨中的延安城,“人像在原始时代,抵抗着洪水”,“击打而来的劲风,多使人感到存在,使人傲岸啊!”“当空间还洒着霏霏细雨的时候,不知从什么地方跳来一些人,起先还少,慢慢增多了,有一二十人,这些人都赤裸着身体,冲到涨着大水的激流里”,“飞速地跑,敏捷地从河里捞取一些木材”,“激流大涛几乎把他们卷走,但他们却又举着一截大木从翻滚的河水中走来了。两岸的人便惊叹着”。有了这幅战洪图,丁玲很自然地赞颂着:

  他们是在享受着他们最高的快乐,最大的胜利的快乐,而这快乐是站在两岸的人不能得到的,是不参加战斗,不在惊涛骇浪中搏斗,不在死的边沿上去取得生的胜利的人无从领略到的。只有在不断的战斗中,才会感到生活的意义,生命的存在,才会感到青春在生命内燃烧,才会感到光明和愉快呵!

  用杂文赞颂和表彰是不多见的。鲁迅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是这类杂文的名篇和杰作。但是,必须注意:它是在驳斥“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的谬论之际,既抨击某些中国人“在发展着‘自欺力’”,又肯定“中国的脊梁”。显然,丁玲的《战斗是享受》是继承,但更是发扬了鲁迅杂文的革命战斗传统的。她未曾批判什么,而只是将在河岸上的观众与在激流洪涛中搏斗的勇士作对比,抒写着人生的真谛。这在杂文中是别具一格的。

  《材料》所写仍然是作家创作与素材的关系问题,不留情面地批评了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误导作家“像一啄食的鸡,茫然地四方寻找着”创作素材,结果劳而无功。这时候,“绝不会有批评家、指导者出来担负责任,责难始终又落在这批无辜者的身上。”文章结束前,丁玲认为“作家应该去生活,不特要把生活推广,而且要深,不只要感觉,而且要认识。材料尽管去搜集,却不一定就能写呀!你的材料只供你做衣服,而材料决不是衣服。”最后,她语重心长地写道:

  我是宁肯把希望放在从事创作的人身上。有些时尚不一定是对的,有些话表面上很动听,但做起来也许要上当的。有些话只说了一半,而另一半却要自己去开掘。

  综上所述,丁玲在写作《我们需要杂文》以前,其杂文的创作实践,尤其是在批评革命队伍内部的错误倾向和不良风气方面,已经非常自觉,也相当丰富了;这些杂文篇章,既是对“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杂文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传统的继承,更是对这个传统的发扬光大,真正把杂文变成了革命营垒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自由论争的手段。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她的这些杂文都是坦言直议的,完全符合尔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杂文的要求。她的这些杂文不能不刺痛一些人,但她是无所畏惧的,连自我保护的防线也未曾考虑和布设,真正做到了与人为善、痛下针砭和大声疾呼。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是一位真正的无产阶级的英勇战士;革命就是她的事业,她的生命,除了革命及其胜利,她是没有任何其他所图的。

                                        三

  《我们需要杂文》发表后,丁玲写的第一篇杂文是《“三八节”有感》。它草就于1942年3月8日清晨,刊发于次日的《解放日报》文艺栏。丁玲在《附及》中说:“文章已经写完了,自己再重看一次,觉得关于企望的地方,还有很多意见,但因发稿时间紧迫,也不能整理了。不过又有这样的感觉,觉得有些话如是一个首长在大会上说出来,或许有人认为痛快。然而却写在一个女人的笔底下,是很可以取消的。但既然写了就仍旧给那些有同感的人看看吧。”这也是很好的杂文笔法,应该视为全文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闲笔,更不是令人讨厌和头痛的赘疣。

  《“三八节”有感》即使没有后来的劫难,也是中国杂文史上的名篇,是批评革命内部封建主义的杰作。只要封建主义残余尚存,它就会引人瞩目。即使封建主义残余寿终正寝了,这篇杂文也不会寿终正寝。

  此文发表后的第一场风波,发生在四月间,毛泽东主持的高级干部学习会上。文艺界出席这次学习会的,除了丁玲,还有周扬同志。发难的是与文化工作没有瓜葛的曹轶欧——康生的老婆。从前方归来的武将尚未读过这篇杂文,只凭道听途说便在学习会上开炮:“我们在前方打仗,后面竟有人骂起领袖来,那不行!”气氛的紧张和火药味是可以想见的。《解放日报》第一号领导人博古同志怕丁玲受不了,悄悄地坐到丁玲旁边来,问她“怎么样?”戴着老花镜的朱德总司令很不放心地注视着丁玲。徐特立老人则一言不发。学习会总结时,毛主席保护了丁玲,他说:“《‘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对我们党,对我们的干部有批评,但也有积极的建议,我们要不同地看待它们。”不久,毛主席还为此同丁玲谈过话,他说:“我们要不要自我批评?要的,如果一个党没有自我批评,这个党的生命就停止了。但是你要进行批评,先得肯定人家的好处,说他怎样艰苦,怎样打胜仗,怎样有功劳;说我们这个党是了不起的,是伟大的,光荣的。然后再说我们还有一点缺点,还有封建残余,一些男同志对女同志的看法还不一样。你开门见山就说女同志受压迫、受歧视,人家就受不了啦。”(注:参阅《丁玲文集》第5卷《解答三个问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丁玲检讨了这篇杂文的缺点,没有人揪住不放,没有人把它打成所谓的“反党大毒草”,也没有人因此把作者打成什么“反党分子”。5月29日,陕甘宁边区文委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整风运动,丁玲是当选的12名委员之一。

  丁玲“开门见山”地说延安的“女同志受压迫、受歧视”,到底对不对呢?

  1942年2月间,延安出现了一个漫画展览,是由鲁迅艺术文学院两位国家和别单位一位画家的漫画组成的。《解放日报·文艺》发表过这些画家谈创作体会的文章。2月15日《文艺》发表默涵的杂文《讽刺要击中要害》,对这个漫画展进行评论,指出“这些讽刺,多半偏于表面现象,而没有击中要害,也可以说是所讽刺的只是结果,而没有提到原因。”并且进一步说:“我总以为不必太把火力集中在女同志身上,中国的女性挨了几千年的骂,仿佛一切不好,都是女子造成的,其实真是冤枉。比如华君武同志的《路线问题》,是讽刺某些女同志的专走‘上层路线’的,这也正是一般人天天用来嘲笑女同志的见解,但他却不知道,实际上正是有一些人利用了自己的某种方便来吸引女同志,我倒觉得这样的人物更加卑劣,更加值得讽刺,因为很明显的,没有这个原因,就不会有那个结果。”

  这就生动地说明了:当时的延安,妇女问题不仅是舆论的普遍所及,而且颇具规模和声势地反映到文艺上来了。可见丁玲写作《“三八节”有感》,虽然是应《解放日报·文艺》之约(这时她已迁出报社,快被批准正式辞职了),但决非突然的创作灵感爆发所致,更不是什么像后来某些人所诬指的那样,是什么蓄谋已久的借妇女问题向党进攻的阴谋。她所写的延安妇女问题的事实,不是无中生有,也不是危言耸听,那个漫画展的一些画作本身,不就生动地说明了延安的妇女的确是在受压迫、受歧视吗?16年以后,在周扬和陆定一等人策划下,对《“三八节”有感》和另外一些作品的“再批判”运动中,“宏文”连篇累牍,传遍域中域外,但谁都不敢说它和它的难兄难弟难姐难妹是造谣生事,无端地诬蔑和诽谤。

  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提出的解决妇女问题的措施,主要是对女同胞而言的,其激励妇女发扬自强不息的革命奋斗精神,即使时光流逝复流逝,也是一种精神武装,是能够鼓舞女人和女人以外的人们积极向上的。

  在写法上,《“三八节”有感》虽然和丁玲已往的杂文一脉相承:直方不言,但它更泼辣,更无忌。她希冀求得妇女问题的正确解决,但决不急于事功,幻想一觉醒来便把延安的妇女问题解决得正确圆满而又干净彻底。对于被批评者,态度是友善的,虽然列举了一些值得讽刺的事实,但根本没有动用讽刺和挖苦这类杂文常用的笔法,也没有使用尖酸刻薄的语言。也许是问题重大而又严峻,她连幽默的手段也舍弃了。

  硬要说《“三八节”有感》存在什么缺点,那么我以为这也决不是什么片面性。说了“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幸福的”,没有列举幸福的诸种表现,是可以的,因为这是写杂文,而不是作妇女工作报告。它的缺点也许就在于未能明确说出:从根本上解决妇女问题,只能靠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的成功和成功以后的民主建设和社会进步。然而,丁玲要求延安的人们“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也就够了,不能用要求社会学家的标准去要求写杂文的作家。《“三八节”有感》即使真有缺点,那也掩不住它真理和艺术的光辉。特别宝贵的是,它不点名地批评江青和人们对江青敢怒或曰敢于腹诽而决不敢于明言,甚至还要强作欢颜以捧场的那一段文字,给历史留下了宝贵的现场镜头:

  有着保袱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有难比的诽语悄声的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然而这是人人都知道,人人不说,而且在做着的现实。

  《“三八节”有感》不是因为遭劫罹难而长存人心的。但是,劫难却确实使得它更加深入人心。丁玲得到平反以前,有小青年竟从过去的《文艺报》上找到它,抄在自己的日记本上,说文章写得好,要学习(注:参阅《丁玲文集》第5卷《解答三个问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这就是优秀杂文的力量,谁也扼杀不了的。

  从《“三八节”有感》开始,到丁玲离开延安,再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丁玲写的杂文林林总总超过20篇。为了节省篇幅。下面只谈两篇:

  (一)《老婆疙瘩》。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丁玲和丈夫陈明到延安难民纺织厂深入生活,参加工作。1944年8月,她针对该厂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写了这篇杂文。

  什么是“老婆疙瘩”?就“是纺线时断了头又接上去的一种成团的疙瘩。是不会和不耐烦在大指头上绕个圈的那种接头法而随意接上去的一些大疙瘩。”这样一解释,方言土语也就为读者能理解,而且是具体形象的理解,不是抽象概念的意会了。它生动有力地表明:杂文也可以作为解决生产斗争中的具体技术问题的一种手段。此前似乎还没有这样的杂文。它谈问题具体入微,讲道理既深刻又通俗,平心静心,循循善诱。

  别小看这篇八百来字的小杂文,它表现了丁玲创作生涯中一个不小的进步。她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八年了。八年来,她自觉接受革命实际工作锻炼和改造,前方后方,工厂农村,机关团体,到处都有她的足迹,到处都有她工作的实绩和创作的成果,她是日趋成熟地踏上了自觉和工农兵相结合的康庄大道,连文句也一扫往昔那种欧化的毛病和知识分子语调,使普通老百姓既能听懂也能读懂她的作品了。这个进步的意义不可低估,它显示了丁玲可以进一步成为真正为工农兵、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大作家,只要客观条件允许,这种可能性就会变成现实。

  杂文毕竟是文学,而文学则必须表现思想。《老婆疙瘩》讲生产中的技术问题,简直就是一篇简明易懂的生产说明书,但它没有就此止步,而是从平素的生活和生产实际出发,阐述着为人做事的起码的道理,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道理,也是革命的大道理:

  要做事情,麻烦总是有的。自己不愿麻烦,结果就使许多人麻烦。做自己一段事情的时候,必须能负责这段事,把它做得没有毛病。否则,别人就要遭到因你不负责而来的更大的麻烦。这是很不应该的。这里包含着一个革命良心的问题。不仅对“老婆疙瘩”是这样,其它工作也是这样。

  “良心”或“革命良心”不是丁玲的创造。她在这里不用“革命责任心”,更不用“革命使命感”,为什么?就因为这篇杂文的写作对象和读者或听众,大都是文盲半文盲,他们熟悉“良心”这个词,一听就会觉得易懂和亲切。连如何用词这种小事都极为注意,并且做好了,谁还能说丁玲不是自觉为工农兵、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呢!

  (二)《窃国者诛》。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之类战争罪犯,都失败了,都要遗臭万年。这时候,法国的卖国贼贝当等被本国政府处以死刑。这家伙死到临头竟说:“我很不幸不是一个中国人,假若我和吉斯林等都是中国人的话,是不会遭到这种命运的。”丁玲得知这个新闻后,立即启用杂文作为自己“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于1945年12月25日写了《窃国者诛》,用晋察边区人民政府处决战犯、伪蒙古自治政府副主席于品卿一事,有力地回击了贝当之流。她没有就此打住,而把笔锋直指重庆国民党政府,极为严肃而又略带幽默地斥责道:“不幸得很,贝当所指的中国还在很多的地方存在,在那里,他们不收缴敌寇的武装;而利用敌寇武装,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至于战争首犯,则优游上都,加官进爵,款如上宾,与于品卿同为蒙古儿皇帝的德穆楚克(伪蒙自治政府主席——引者注)、李守信,不正是高居重庆,弹冠相贺么?他们听到于逆的命运时,战lì@②之余,或许会学着贝当的语调:‘幸而我们住在重庆中国,在国民党当局的庇护之下……’”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茅盾同志在重庆发出“复员乎?复原乎?”的感慨。丁玲响应说:“复员,亦是复原!岂不闻古语有云‘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乎?但我却应加上一句:‘只有人民的中国,才是‘窃国者诛’!”歌颂人民中国和鞭挞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革命立场和观点,何等坚定,何等鲜明!革命的激情又是何等的汹涌澎湃啊!这时候,杂文在丁玲手里,既是歌颂人民政权的黄钟大吕,又是刺向敌人的匕首投枪。对于创作杂文,丁玲是更加得心应手、立马可待了。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丁玲在忙的不可开交的日子里,仍然坚持写作杂文。

  1950年《谈“老老实实”》,谈的是思想问题,朴实诚恳,如同和老朋友促膝谈心,把人们在旧社会不可能“老老实实”,在新社会则必须“老老实实”;“老实”就是不虚伪,不弄虚作假,就是实事求是;要做到“老老实实”就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等原则问题,谈得形象生动,鞭辟入里,令人心悦诚服。

  1951年春天写的《一个钉子》,是一篇不发任何议论而只讲故事的杂文,可谓独特。故事“是天津铁路工人滕鸿涛讲的故事”,而不是作家编撰的。一个美术家到铁路工厂体验生活,先是根本找不着感觉,还要怜悯岔道工人单调死板、重复干了四十年扳道岔的苦活;对于干了二十年制做螺丝钉的工人,也产生了怜悯之情,不料这工人让他也做螺丝钉,他第一个做坏了,第二个勉强可用。当他得知他做的这个螺丝钉也用在了火车头上,火车头开动起来了,这时候,“美术家像一个小孩子似的欢呼着,跟着火车跑,也往外跑。他觉得他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充实与欢乐。他想着他的那颗钉子,想着那颗钉子的意义。他忘记了对工人们所发生的各种感情,也忘记了去‘体验’生活了。”全文到此结束,貌似戛然而止,实则意味深长。文章不足一千五百字,比起讲体验生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如何体验生活的大道理,引经据典和耐心“教导”,孰优孰劣,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1951年5月写的《收入与支出》,表面看是写财政问题的,抑或是个人的收入和花钱的问题。这也没错,因为杂文一开笔写的就是这么一回事:“搞财政工作的同志,是很懂得支出和收入的关系的。一个当家人,也必定很懂这种关系。总之是:量入为出,开源节流,生产致富。”可是,一些文艺工作者,即使同时也是家庭里的当家人,却不懂得平日生活中的这种关系,或者即使懂得却不会把它用到文艺工作中去。从经济生活的实际讲起,批评当时文艺界片面强调多写而不顾作品质量,因而不努力读书和积累创作素材的偏向,指出:“吸收的少,营养不够,那么纵然挤出来的是奶,这奶也会一天天稀薄起来,慢慢就变成白水。人民是不能成天喝白水的,而且有一天会为了拒绝白水而抗议。”为了纠正这种偏向,她苦口婆心地嘱咐文艺工作者“多读书,多生活,多体验,多研究”,“为着发十分光去积蓄十分力量”!这是多么切中肯綮而又和谐亲切的嘱咐啊!

  众所周知,从1955年开始,丁玲便被周扬等人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头子,接着又把她打成“大右派”,遭劫罹难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连生命都常有难保之虞,哪里有可能写作杂文!即使写了,只要周扬等人活着,又有何处敢于发表?!

  1979年1月,丁玲复出。这时候,她已经74岁,身患多种疾病,而且多是顽症和痼疾,很快又发现乳腺被癌魔所侵袭!平反问题本应首先解决所谓的“历史问题”,但只是解决到“右派”的错划,周扬等人死死咬住她的“历史问题”不撒嘴,使得丁玲长期难得安宁!直到1984年8月,也就是丁玲快满80周岁的时候,党中央组织部门经过认真调查,反复核实,并经中央批准,才彻底否定了周扬等人对丁玲的诬陷,并通知全党:彻底恢复丁玲同志的名誉,肯定她“在被捕期间,敌人曾对她进行威胁、利诱、欺骗,企图利用她的名望为其做事,但她拒绝给敌人做事、写文章和抛头露面,没有做危害党组织和同志安全的事。而且后来辗转京沪,想方设法终于找到党组织,并在组织的帮助下逃离南京,到达陕北。”《通知》还特别引用1940年10月14日《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说:“事实说明,丁玲同志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

  在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发书《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以前,五、六年间,丁玲平均每年以十余万字的作品面世。其间,她没有忘记写作杂文。

  《韦护精神》是她在1980年6月间写的杂文。她从瞿秋白同志曾经用“屈(瞿)韦陀”作笔名发表文章的往事写起,让读者得到有关佛教的一些知识,知道“韦陀菩萨疾恶如仇,一发现尘世的罪恶,就要抱打不平,就要拔剑相助,就要伸手管事。”既然如此,那又为什么所有佛庙里的韦陀菩萨都是面朝佛像而背对尘世呢?这是因为“佛教是以慈悲为本,普度众生为怀的,深怕这位菩萨犯杀戒,所以塑像时就让它只看佛面,只见笑容,而不让看见纷扰的尘世和罪恶的人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了,丁玲写道:“这是一个激励人心的时代,召唤着人们斗争的时代”,“十亿人民为祖国的四化而奋斗”。在这种大好形势下,为什么要提倡“韦护精神”呢?丁玲写道:“对我们社会里的封建残余以及资本主义的新垃圾,我们不应熟视无睹,和平共处,也不能合十打坐,清净无为。”在针砭现实的基础上,她认为“我们就是要效法韦陀菩萨,我们要有更多的韦陀菩萨,人人关心国家大事,大胆干预生活。我们不是为了发泄个人郁积的怨恨,更不是只图一时的痛快。我们只是为了扫除新长征中的障碍,振兴国家,造福人民。”为此,她不留情面地批评:“现在有的人见怪不怪,讳疾忌医;有的人把头钻进草窝里,不顾屁股露在外面,却以为把丑遮住了,心安理得;更有甚者是对韦护们施加压力,只准韦护面壁朝佛无所作为,而不准韦护观察、议论、思索;更不允许医生用刀、韦护施剑。”她主张“我们应该大大提倡韦护精神,让韦护们转过身来,面向红尘,面对现实,使用多种武器,克服障碍,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这《韦护精神》和近四十年前的《我们需要杂文》一脉相承。老了老了,可丁玲还是那个充满朝气、疾恶如仇的丁玲!

  1981年盛夏,丁玲访问美国之前,特地回北大荒探亲——看望共同生活和战斗过12年之后遽然分离了11年有余的农工。返京途中路过长春,欣逢吉林省暨长春市举行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在闭幕式上,丁玲应邀作了《关于杂文》的专题讲演,第一句话就是:“我最近考虑过一个问题,就是杂文问题。”她直言不讳:对于鲁迅先生,“我最崇拜、最喜欢的还不全是他的小说,而是他的杂文。我更喜欢他的杂文。”她批评:“现在报上也有杂文,讽刺几句霸权主义,或者是针对我们自己:高干子女的工作问题,房子问题,‘后门’问题,或者结婚花钱讲排场的问题等等,相声里也常批评、讥讽这些事。这里面确有一些好文章,但大部分却写的没有力量,问题挖的不深道理说的太浅,有的还夹杂一些庸俗之见。”究其原因,她认为:“可能是这样:有的人怕批评,文章还没有说到他,他自己就对号入座;有的人自己怕闯祸,分明看出问题了,也有很好的意见,但前车有鉴,因文取祸,最好还是少管闲事。”因此,她进一步认定:“鲁迅则不然。我以为鲁迅后期不写小说而写杂文,是形势逼出来的。因为写小说太慢,而身边发生的事太多、太快,只好放下那个武器,操起更灵便的武器杀了出去。杂文来的快,打敌人打得准,打的狠。自然,小说作品有其伟大的地方,可以反映一个较完整的社会,一个时代,一些较深刻的问题。只是写一部小说,需要时间较多。而且又较含蓄,问题、思想,都需要让读者自己慢慢体会、解悟出来,而且有的人一时还不一定悟得出来。杂文就不一样。杂文紧紧抓住一环,痛快淋漓地打,鲁迅就主张打落水狗。鲁迅在他的杂文中,留下许多杰作,令人永远欣赏他锋利精辟的语言和明快的思想。”

  这就很自然地令人们想起她在整整四十年前所写的短论《我们需要杂文》。她始终如一地呼唤人们学习鲁迅杂文的革命战斗传统,发扬鲁迅韧性的革命战斗精神。在她看来学习鲁迅,只是为了现实斗争的迫切需要,为了针砭时弊和痼疾。她说:“现在说我们还需要杂文,不只是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单枪匹马去战斗,而是要把这一形式的文章丰富发展,运用于各方面。文章思想要明白,立场要正确,文字要隽美,提的问题要准,打击敌人要狠,歌颂人民要热情。要结合时代,有现实意义。一切为了团结人民,向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余毒,向外来的资产阶级的腐朽庸俗,勇猛进攻。”

  可以这么说:她把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如何学习鲁迅写好杂文,方方面面都说得明白不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丁玲要求今后的杂文应该发展鲁迅,超越鲁迅。她说:“我又想到杂文是不是只有像鲁迅的一种写法呢?我想不是。我们现在写杂文应该学习发展鲁迅杂文的文风,更多种多样,比鲁迅写的更明确、更明朗些,更痛快些,更直接些。……可以揭发问题,针砭时弊,也可以歌德,拥护什么,提倡什么。为什么杂文只能写打倒什么,不能写拥护什么呢?”虽然,丁玲的这种主张不是凭空臆想,也不是强迫杂文作者勉为其难;这是她以自己的杂文创作实践作基础而提出来的正确主张,是站的住,行得远的。倘若不信,请再看看她的《战斗是享受》和《韦护精神》等篇章。其实,此道理并不复杂:既有所反对,就必须有所拥护。反对的对象可以进入杂文的创作领域,拥护的对象为什么就要被摒之于杂文的创作领域之外呢?

  丁玲在垂暮之年,实在缺少时间和精力从事杂文创作。然而,令人欣慰的是,除了她在眷恋杂文的振兴和发展并为此而发表了自己的主张以外,还给我们留下来一些宝贵的杂文财富:在一些怀念战友的文章中,在为一些文集和专著所写的序言和评价文章中,在一些即兴的讲话中,等等,都有不少杂文的内容和笔法,爱憎鲜明,文字隽美,可以引人思索,也可以怡人情性。而她1984年8月4日在长春作家讲习班上的讲话,冠以《还是要人、文并进》,何尝不是一篇很好的杂文。

  1985年,开明书店创办六十周年,约请丁玲为文。6月间,她写了《感谢和祝贺》,不足一千字,既衷心感谢了开明书店当年为她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感谢叶圣陶老先生当年的出谋划策和刘开渠先生为《在黑暗中》设计过美好的封面,同时又“砭锢弊常取类型”,表达了自己对眼前创作界和出版界正在勃兴的不正之风的不满和义愤。她没有指名道姓斥责谁,只说自己当年如何“傻”:一个文学创作的学徒工,“竟然没有想到应该请叶先生为这本小说集写序题词至少写几个字在封面上;或者请书店的责任编辑写几句评介本书内容、介绍作者的话;这一切都没有。”“这本书的封面是当年法国留学回来的画家、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刘既标先生绘制的。刘先生是著名的教授,设计制作了那样令人满意的封面,而我这个学徒工却一点不懂得怎样借重刘先生的名气来抬高书的声价,在小说集的封面封里,都没有刊出刘先生的名字。……”六十年之后才来表彰开明书店,感谢叶圣陶老先生和刘开渠教授,就是为了批评眼下的歪风邪气。六十年过去了,眼下的社会风气同六十年前相比,到底是进步了,攀上文明的高处了,还是在滑坡,滑到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野蛮和无耻?《感谢和祝贺》貌似非杂文,而它却将杂文的讽刺和幽默乃至于热切的期盼,都置于文字之外,让读者自己去心领神会,进而或扼腕太息,或蹙眉不语。难怪不少人慨叹:丁玲老了,但是笔墨功夫更精致、更老到,真所谓“庾信文章老更成”啊!

  丁玲是在协和医院的病榻上写作此文的。不到半年,医生即便不忍心也得报她的病危了。北京时间1986年3月4日上午10时45分,也就是在她写完这篇《感谢和祝贺》之后的第十个月开头之际,病魔便把丁玲从她无限眷爱着的人间夺走了!她在即将离开人间的时候留下的这篇千字文,谁能说不是一篇优秀的杂文!

  五

  本文已经很长,但还必须说说以下几点:

  (一)丁玲从1936年11月开始写作杂文,到1986年去世,共约半个世纪,可谓长矣。然而,谁都知道,极左的思想和路线加上宗派主义作祟,使她失去创作权利长达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也就是说,丁玲杂文创作的时间,实际上只有25年的样子。在这25年当中,她创作上的大部分精力是用在小说和散文上的。繁重的文艺组织和行政工作,还有频繁的社会活动,等等,常常使她难于顾及创作。为着工作的需要,解决迫在眉睫、非解决不可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她只得从百忙中觅取时光的罅隙,偶尔写点杂文。即使如此,她的杂文仍然表现了她突出的创作个性,而且一以贯之。这也就是说,丁玲是一位具有独特的创作风格的杂文作家。由于客观原因,她的杂文作品不像别的杂文作家那样数量大,篇什多,但仍旧是学习和研究的重要对象。数量不大的缺憾,由她杂文的质量和特点所补偿,这既令人抱憾,也让人欣慰。

  (二)丁玲到达革命根据地以前,基本上没有写杂文,更没有刻意学习创作鲁迅式的杂文。她在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过程中,特意约请鲁迅和瞿秋白等杂文大手笔为《北斗》撰稿,自己却无意也无时间和精力从事杂文创作;她是把自己全都交给了《北斗》的编政和小说创作了。她为《北斗》所写的编后记和《代邮》,虽然也可以归于杂文一类,但毕竟不是特意的杂文创作。到达革命根据地以后,鲁迅先生逝世了,瞿秋白同志牺牲了,她再也读不到他们的杂文新作、得不到他们实在的关照和指导了。在革命根据地,还要不要杂文?杂文这种文学形式,在这里如何发展?由于环境的根本不同,杂文自然不能再像鲁迅先生那样写法了。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然而,这只是就形式,也就是就杂文的写法问题而言的。从实质上研究,鲁迅的精神是不能丢失的,鲁迅杂文的革命战斗传统,无论如何都是必须继承和发扬的!于是,丁玲只好在实际的革命斗争和工作中,自己探索着前进。到了1941年10月,丁玲到达革命根据地也即将五周年了。有了这五年的实际锻炼改造和杂文创作实践,又有了《解放日报》文艺栏这方阵地,丁玲写作和发表《我们需要杂文》便是水到渠成。从这时候开始,丁玲就不仅仅是一位也写杂文的作家,而且也是杂文的开拓性的理论家。她呼吁举起杂文这个武器,实际上是举起了继承和发扬鲁迅杂文传统的伟大旗帜。她高呼“杂文是不会死的!”这个响亮的口号,实际上喊出了生活和文学的伟大真理。可以这样说:在鲁迅逝世之后,是丁玲高举着他的旗帜为开辟杂文反对革命营垒中的封建主义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天地,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非常难能可贵的是,她在遭劫罹难20年之后,一旦复出文坛不但继续举起杂文这个武器,而且从理论上继续为杂文的振兴和发展作新的探索,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啊!

  (三)丁玲到达革命根据地以后所写的杂文,即使是写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前的,包括《“三八节”有感》在内,都是“大声疾呼”而没有“隐晦曲折”;是“真正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的;她的杂文作品中有讽刺,但确实是废除了“讽刺的乱用”。她创造了人民当家作主时代的崭新的杂文。即使是对于人民的敌人的揭露和鞭挞,她的文字表达也是顾及人民大众的阅读水平和阅读情趣的。

  由于丁玲是小说和散文创作的大手笔,因此,她的杂文文学性很强,其中既有小说式的描绘和刻画,也有散文的抒情和诗意。即使是发议论的那些文字,也具有很浓的文学色彩和情趣。今天,要提高杂文创作的质量,不能不学习和研究丁玲的杂文。

  丁玲离开人间快15周年了!我相信:随着时光的流逝复流逝,有情的人世间,是不会忘却丁玲及其杂文的,也决不会只知道她的《“三八节”有感》,甚而至于忘掉她的《我们需要杂文》,正像1958年的《再批判》那样,让它成为漏网之鱼而逃之夭夭。那实在是很不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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