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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真的知识阶级”分子
—怀念杂文家陈泽群
作者:扬学武发布时间:2014-08-20 17:43

  陈泽群 广西陆川人,1927 年出生 2008 年去逝。 抗日战争时期入空军幼年学校, 参加党的地下活动 1948 年底奉中共地下组织命令随校迁往台湾 1949 年末又奉命撤回大陆, 经学习后入空军任职 1957 年因写杂文被打成右派 ,“ 劳动改造 22 年之久 1979年获平反任教于江汉大学, 一生以杂文为“第二生命”。 出版《破涕为笑》、《岂无此理》等杂文集。    

  我也许是因为出生于那个“不平凡”的1957 年,与那年不幸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缘分。在我交往过的诸多杂文家朋友中,有几个忘年之交都是右派分子。他们是:曾彦修(笔名严秀,原人民出版社社长)、邵燕祥 (原《诗刊》副主编)、陈泽群(原江汉大学教授)、符利民(笔名符号,原湖北省宜昌市副市长)。陈泽群先生已在 2008 年不幸离世了,我与他的交往虽大多属于“神交”谋面仅有一次,可他的不朽杂文和高尚品格在我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令我永远不能忘怀。   

  我是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从报纸杂文中“认识”陈泽群先生的。那个时期,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主政开明,中宣部长朱厚泽的“三宽政策”(宽厚 、宽容 、宽松)深得人心,文艺界呈现出一阵久违的“早春天气”。一叶知春,小小杂文也是政治气候的晴雨表———政治“天晴”则杂文兴,政治“天阴”则杂文衰。因此在胡耀邦时代,杂文 “春风吹又生”许多杂文家尤其是一些因写杂文而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的老杂文家,在解除头上枷锁、冲破思想牢笼之后,创作激情喷薄而出,写出了不少醒世和惊世之作。我大约因属相为鸡, 天性“好斗” ,对号称“匕首” 投枪”、“的杂文情有独钟,便对报刊上的杂文爱不释“眼”, 尤其对名家的佳作更是爱不释手———看完了还要把它们剪下来,珍藏在我亲手制作的剪报本里。陈先生的作品在我的剪报本里占据了很大的空间和很重要的位置,他的《等精神的“精神”》 、《夜壶的高度》、《这株蔷薇未着花———杂感而已》等名篇,是我剪报本中的珍品。由于那时报刊数量比较少,物以稀为贵,看报还是一种“高消费”。而且那时个人也没有足够财力订报,我所在的单位虽然是一家县级银行,但用于办公的钱是有一定指标的,订报必须在上级指定的几家中央和省级党报范围内。我当时已当上行长了,便“以权谋私”订了一份并不在上级指定范围的《长江日报》(我的杂文家好友鄢烈山在该报供职, 当时该报的杂文在全国有一定影响)。据我所知,陈先生发表杂文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即他的作品大多“专供”《长江日报》 很少投到所谓大报名报。他似乎不讲究报纸的名气大小和级别高低,只追求文章质量的好坏。他对《长江日报》如此偏爱,也同他与《长江日报》的特殊缘分有关。    

  我和陈泽群先生虽然同在一个省内,相隔并不太远,但写杂文的都是业余的干活,他在大学教书,我在银行工作, 真是“隔行如隔山”—没有机会见面。——关于他不平凡的人生经历,还是我的杂文入门老师张宿宗先生向我特别介绍的。上世纪 80 年代,张先生执掌《湖北日报 东湖》·文艺副刊的杂文栏目,他既编得一手好杂文,又写得一手好杂文,在湖北乃至全国杂文界颇有名气。至今驰骋于杂坛的几位鄂籍代表人物鄢烈山、朱健国,都是在张先生的“东湖”里开始学会“游泳” 张先生才华横溢,杂文风格潇洒飞扬,是当时中年杂文家中屈指可数的代表人物。我移居到京城后多次与曾彦修先生交往,他当着我面几次高度评价张宿宗,说他的杂文“有文采” 是, 80年代全国杂文干将之一”。 曾老还问我为何现在不见张先生写杂文了?我当时无言以对,因我也是由于张先生不知何故突然搁笔不写杂文,而与他中断联系已久的。后来还是一位文友对我说,张先生从杂文界“隐退”可能受牵连于“杂文新基调”。他曾撰文支持过“新基调” 后来, “新基调”遭到杂文界的批评和摈弃,他是否感到无颜以对而决意“无言以对” ?虽然如此,我还是坚持认为张先生在杂文界的影响和地位不可抹杀, 他的“隐退”是杂文界的一大损失。也非常感谢张先生对我的指教和提携,更要感谢他给我特别介绍陈泽群先生,使我对这位杂文界老前辈的认识和感情更深了一层。   

  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拜见陈泽群先生,是我另一位忘年之交符利民先生帮我实现的。记得是上世纪 90 年代初,符先生在武汉住党校,我去武汉办事时去看望他,他便趁难得的空闲,邀我一起去拜见陈先生。来到陈先生在江汉大学的府上,目睹其房屋和陈设,我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所谓的陈府,只不过是两间不足50平米的筒子楼宿舍,大约始建于6070年代,早已陈旧不堪;府内除了他视为宝物的书籍随意四处摆放着,其余简陋的家具和陈设,都堪称“废物”。与其说陈府,不如说“陈腐”也。总之古书上所说的 “陋室”一词,在陈先生这里就不是形容词了。不过,不知何故,当我见到陈府时,我竟然一点也不惊诧,尽管当时当局大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已久,像陈先生居住和生活条件如此之陋,是足以让“友邦惊诧”一下的。而我之所以不惊诧,恐怕因为在我心目中,这就是陈先生的真实“所在”。他的陋室,就是他的命运真实写照;他的杂文,就是他的“陋室铭”。倘若我见到的陈府是真正的大院豪宅,那我对陈先生可能就要“另眼相看”了。   

  我“欣赏”了陈先生的陋室,便情不自禁地想到鲁迅那首著名的《自嘲》诗:“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鲁迅虽然生活在战乱年代,遭受国民党当局的打压,但他还有财力“躲进“小楼成一统”。我到上海拜访过鲁迅的“小楼”,那是条件很不错的洋楼,即使在现代化的今天,那 “小楼”也不是一般人住得起的。不过,鲁迅的“小楼”是他靠写杂文挣来的稿费租下的,不是政府或某个组织分配或“照顾” 的,他在那个时代还能靠写杂文挣稿费住上不错的“小楼” 实在令当今我等写杂文之辈汗颜不已,不得不感叹“今不如昔”。倘若鲁迅活到解放后,倘若他不像郭沫若那样“俯首称臣” 恐怕是住不上大四合院的。当年不是有人当着毛泽东的面问过,如果鲁迅活着, 在“反右”中会怎样?毛泽东不也很“阳谋”地回答:要么不写杂文要么坐牢么(大意)?倘若鲁迅被打成右派,则恐怕是连“小楼”就没的住,只能“躲进牢房成一统”了。而以鲁迅为师的陈先生,遭遇了鲁迅没能遭遇到的不幸,右派平反之后能在陋室里呆着,恐怕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   

  由于与我同往拜访陈泽群先生的符利民先生也是右派,两个“难兄难弟”当年的命运是一样的,如今却有了天壤之别———陈先生是“处江湖之远”的穷教书匠,符先生则是“居庙堂之高”的领导干部(时任宜昌市副市长, 其符府当然名副其实——是深宅大院里的市长楼也)。我面对陈先生和符先生,心里更是五味杂陈:他们过去的命运同是右派,如今的境况为何反差如此之大呢?后来读了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她父亲是“大右派”章伯钧,可他在打成右派之后仍然享受着“食有鱼,出有车”的高干待遇……我忽然醒悟到:为何有“大右派”和“小右派”之称谓呢?原来右派也被打上了“官本位”的印记,这也堪称“中国特色”。而令我“忿忿不平”的是,大右派”“只是极少数,小右派”“则是大多数,可人们往往只关注“大右派”的命运, 小右派”“的命运则常常被“不屑一顾”!   

  曾彦修先生曾在 《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卷)的序言中高度评价陈先生,“深觉泽群同志的杂文在全国都是数得上的佳作”,是“大陆上有数的重要杂文作家” 。然而由于陈先生写杂文一般是“足不出湖(湖北)的,他的名字不能成其为“鼎鼎大名”,因此在一些杂文选集中,他比较容易成为“被遗忘”的对象。譬如刘成信、李君、王芳编选的 《中国当代杂文二百家》(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就不慎将陈泽群先生遗漏了。我受编者之邀写该书出版感言时,便毫不客气并直言不讳地发表了一通“微词”:“我完全可以这样说,《中国当代杂文二百家》没有陈泽群先生,我等之辈的所谓‘家’有何脸面忝列其中?” 幸而刘成信先生宽容大度,不仅没有计较我的“不敬”之词,反而为这个“遗珠之憾”表示歉意,并在此后编选《中国杂文(百部)》时, “将功补过”将陈泽群先生的作品列为卷一出版。我在该书首发式上即席发言时,特别为此起立:向刘成信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   

  陈泽群先生因杂文而一生坎坷,可他对杂文的追求却“虽九死其犹未悔”。我想起鲁迅先生在《关于知识阶级》中所说的:“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像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只是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快的。不过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在我心目中,陈先生堪称“真的知识阶级”分子。他的高尚人品和高雅文章,都表现出“真的知识阶级”的格调。陈先生驾鹤西去了,他的文章还保留在我的剪报本里(用了电脑后就在收藏夹了)。人的躯体不在了,思想或精神还存在着。这就是“真的知识阶级”的历史价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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