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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中历历 笔下源源
————简析杨子才杂文的艺术个性  
作者:李成年发布时间:2014-06-17 12:21

杨子才同志是我敬佩的军中长者,他博学多才,德高望重。战火硝烟中荣立过两大功,改行到新闻战线,被评为记者标兵,并一步步被提升为解放军报副总编、总编,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后又酷爱杂文,在做好领导工作的同时,挤时间撰写杂文1000多篇,计130余万字,著有《萤窗杂文集》(1至9集)、《杨子才杂文选》、《萤窗咏史诗》等10余部作品,真可谓硕果累累,可喜可贺!

前人有句名言:读经传则根底厚,看史鉴则事理通。子才同志乃军中秀才,以博读强记著称。他藏书5000余册,1997年被评为“北京市藏书状元户”。他爱读古典文学书,能背记古典散文数十篇,古典诗词300多首。他更爱读史书,已通读二十五史中的前二十史,对《史记》、《资治通鉴》中的许多篇章读得很熟。因而写起文章来旁征博引,运用自如,事理通达,文采斐然。子才同志是经过南征北战,从枪林弹雨中走来的新闻工作者,阅历丰富,见多识广,自然懂得“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道理。他当记者时,坚持半数时间生活在基层连队,和干部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彼此间结下深厚情谊。1962年秋,他作为战地记者,身带配发的皮大衣、厚棉被等40多斤的装备,来到海拔5000米以上的喜马拉雅山高寒的前线地带,战地采访4个多月,负重行程数千公里,踏冰卧雪,忍饥熬寒,再加上睡眠不足,体重由80公斤减到60多公斤。某团八连在原始森林中穿插迂回五天七夜,截断入侵敌军逃路,打得极其英勇,战功卓著,战后连队部分伤员被送往后方,杨子才下决心一定要采访到他们。他奔波于前线后方相距千公里的救护站、医院,逐个找伤员了解情况。后来又采访这个连队在1959年的一次战斗中,因大风雪迷路,断粮19天,全连120人齐心团结,靠钢铁意志终于走出绝境的感人事迹,当时,既无明月又无灯光,无法作记录,他便把采访的每一处细节,深深地铭记在脑海里。事后,凭借清晰的记忆,写出了获得总政治部文学创作奖的《草原铁流》,奏响了军事记者生涯中的一段华彩乐章。

上面介绍了杨子才同志藏书、读书,以及他当战地记者时的简要情况,意在说明他从事杂文写作的一大优势,那就是既有读书、治学的丰厚积累,又有记者敏锐求实的新闻眼光,因而他的杂文便具有厚重通达、意味无穷的艺术个性。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既有现实的针对性,又有很强的说服力。在《永葆追求进取之心》这篇杂文中,作者针对一些所谓”昙花一现”的人物展开议论。他说:“古往今来,各界都不乏这类昙花一现的角色”。他认为这种角色升腾沉沦的原因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本非善类,像唐玄宗晚期宰相杨国忠,本来就是个“乡里无赖”,靠杨贵妃的裙带关系,身兼40余职,做尽坏事,祸害苍生。这种人物今天也有,像福建省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被称为“三光书记”,即“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后因受贿224万元,被绳之以法。这主要是因为选拔干部者当初瞎了眼,使这种人显赫于一时。作者议论的重点是后两种情况:一种是后天失调。这类人本来还不错,确曾有过颇为深厚的根底,但得名之后看不到危机,只贪“重名之下有厚利”,凭借一时的光环,到处伸手。像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早年任厂长、市长期间,实干苦干,成绩斐然,远近闻名。但出名而身居高位之后,放松自我改造,自甘堕落,劣声远播。另一种情况是蜜糖招苍蝇—毁于亲爱者。这种人本想保全名节,但至爱亲朋们看到“盛名之下好揩油”,便趋之若鹜,纷纷赶来,或替人说项,或代人求职,或借机发财,干出种种损公肥私甚至伤天害理的勾当。如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成为罪人的轨迹,就大致如此。作为已成名或将成名的个人来说,怎样才能杜绝上述情况的继续发生?作者引用了《后汉书?黄琼传》中的一句名言:“嶢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他认为,古人的这番话,可作为一切已成名或将成名者的座右铭。他说:“笔者一生读史,博览历代名人传记。纵观古今贤哲的立身之道,认为要做到‘不折不污,能副其实’,不外三途:一曰善保赤心,二曰勤于充实,三曰处之淡泊。”作者对三途中的每一途,都作了深刻而详尽的阐述,为避免篇幅过长,我不一一引述,只选其中之一:善保赤心。为阐明“善保赤心”的道理,作者讲了三层意思:一是要看到“名利之河风涛多”,严于防范,永不忘本,做到“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二是要懂得,名声如同一块精工雕成的玲珑翡翠,既珍贵又易碎。那么怎样才能够使名声长久保持呢?作者指出了一种办法,叫做“善自贬损”。就是说,要像树木那样,夏天郁郁葱葱,达于鼎盛,秋冬则叶落枝枯,自我减损,因而常落常生。做人亦应悟此理,切戒盈滿。真可谓苦口婆心,令人感动!第二,言传身教,金针度人,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杂文与“可操作性”似乎不搭界,把杂文与“可操作性”连在一起,有点“牵强附会”之嫌。但这个小标题确是我读了杨子才同志谈写作的杂文之后,产生的真切感受。子才同志作为记协和解放军报社的老领导,十分关心对年青新闻工作者的教育和培养,循循善诱,谆谆告诫,恨不得把自己几十年积累的最有实用价值经验和体会,一下子都传授给他们。在《意高犹应笔生花》这篇杂文中,作者借一位忘年之交的老友之口,传授怎样才能做到“文情并茂”的办法。他说,那位老友告诉我,要做到文情并茂,就应该“万千感情注笔端”,哪怕是政治、理论文章也不例外。他举例说,西汉贾谊上疏,讲到当时的时势,说“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感情色彩极强,成为名篇,毛泽东称之为“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那位老友还说,要使文章形象生动,方法之一是善于把所写的人物、事件与相关事物作对比。有比较才能鉴别,才能凸显笔下人物、事件的个性特征,使人过目难忘。为了说明这一问题,作者现身说法,亲自写了一首关于李白的七言咏史诗,以“四绝之首”的李白,与其他三绝杜甫、白居易、李贺作对比,突出了李白的个性特点。他说,我之所以不避“老王卖瓜”之嫌,举这首诗为例,只是为了想把老友教我的对比之法形象地表现出来。我想,掌握了这个方法,就会使笔下多一些文彩。第三,往事新说,古为今用,在潜移默化中起到“醒世”和“警世”的作用。子才同志曾引用宋代诗人陈师道的名句:“胸中历历著千年,笔下源源赴百川。”意思是说读书多了,文思就不会枯竭,就如源头有水,奔腾不息。当然,读史不是单纯为了写作,而是为了以史为鉴,鉴古知今,古为今用。这里,我简要介绍一下我读《仁者多寿》这篇杂文的感受。从题目看,作者是讲养生之道,介绍 “三位前贤的养生观”。实际上讲的却是“官德”和“医德”问题,而且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比如在介绍明末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徐光启时,他着重讲了两件事:一件是徐光启在撰著《农政全书》时,正赶上发生灾荒、饥疫,百姓大量饿死。为救助百姓,徐光启大力推广将红薯由南向北移植,并与百姓一道试验成功越冬育苗的关键技术。这种高产抗旱作物一经推广,有了灾荒,百姓便不再大量饿死。第二件是徐光启官位很高,却生活俭朴,“食服俭约,不殊寒士,终生不蓄妾媵”。说明徐光启是一位既爱民,有节俭清廉的好官。在医德方面,作者介绍了两位医药界名人,李时珍和孙思邈。李时珍出身以医为业的家庭,自幼好学,曾“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当时疫病流行,农村常是“万户萧疏鬼唱歌”。为救百姓,他上山采药,广泛向农民、渔民、樵夫、药农请教,同时潜心研究,参考历代医药典籍800余种,又踏遍万水千山,逐一验看并尝试实物。经历28年,三易其稿,著成《本草纲目》。临终前他留下遗书,要儿子将他用毕生心血写成的《本草纲目》献给朝廷。孙思邈幼年家贫,生病屡屡求医,倾家荡产,深知穷人活命太难。他潜心医道,四方求师,终成一代名医。他淡泊利禄,隋文帝征他为国子博士,不就。唐太宗召他做谏议大夫,又固辞。他心怀仁慈,“务行阴德,济物为功”,到处济困扶贫,广施医药,活人无数,被称为“孙真人”。有比较才能鉴别。面对徐光启、李时珍、孙思邈等先辈贤哲,那些以权谋私、坑害百姓的“公仆”们,那些两眼盯着患者的腰包,毫无愧色地吃请、接红包的“白衣天使”们,不知将会产生何种感想?!

                           (2011年6月25日日《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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